杜伊维尔的基督合众国论

 ——论文《赫尔曼·杜伊维尔领域主权理论研究》例证性解读

文/凯若思

 

一、Y&C：教会现实例证

关于教会与世界的关系，在改革宗群体内，大致上有一国论和两国论两种立场。一国论也称为“基督为王统治神学”，强调基督已经得了“天上地下一切权柄”（太28:18），他是“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启1:5），因此基督徒在今生信靠和顺服基督的王权，并不限于主日这个时间范围和有形教会这个空间范围，而是全时间和全领域的；不仅在读经、祷告、聚会和十一奉献这些标准的宗教信仰行动中，而且在工作和生活中，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社会事务中，基督徒都要见证基督的王权，在每一个领域中为主打那美好的仗。主要以文化使命口号为中国教会所听闻的新加尔文主义就是这样的一国论。与之持对应（但并非全然对立）的立场是两国论，强调应当在福音与文化、教会与世界、永恒天国的神圣事物与暂时世界的普通事物之间作出区分。两国论者批评一国论者对“得着世界”或“转化文化”过度热心，把文化使命和福音使命并列，这会使教会失落基督十字架的核心与福音信仰的纯正。

以上对这两种理论态度的描述其实都过于简单和标签化，非常容易导致误解，以至于人们无论在观念和口号上赞同或反对其中的任何一个立场，都有可能只是标签化的归类与站队。在面对具体教会现实时，这种归类与站队并不有利于基督徒真正了解问题的本质，寻找解决之道，反而有可能会将主的教会分割为在观念和口号上彼此疏远、排斥甚至攻击的对立阵营。基督徒理当“惟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弗4:15），对于主题上意义重大，但内容上自己实在不能同意的神学观点，理当诚诚实实地表达反对和批评，但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了表明唯有自己信仰纯正，心地纯洁，而是为了“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弗4:3）目的既然是为了合一而不是分离，那么，面对不同甚至有些“刺耳”的声音，我们就应当仔细聆听，审慎思考，竭力追求听懂，甚至竭力从对方的观点中寻找自己能够认同、可以受教的部分。这是受过神学训练的教会工人在神学事务上向主忠心的方式。一般学术规范要求也是如此。人在论述自身观点并批评对方之前，先要做到准确复述对方的观点。唯有寻求彼此理解才能带来真正的交流，以至于彼此促进，共同成长——即使最终双方仍然持定各自的结论。不宜抓住对方的只言片语，某种仅仅是观念口号的东西，基于自己的理解而不是别人对这个观念的系统阐述就开始大加鞭笞。“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原文作磨朋友的脸），也是如此”（箴 27:17），“铁砍铁”却是很糟糕的事情。教会的健康发展始终需要深度的“铁磨铁”，而非在“铁砍铁”和“挠痒痒”这两个极端之间摇摆。

我的神硕论文《表达与指涉：赫尔曼·杜伊维尔领域主权理论研究》（以下简称《研究》）就是带着实质性地理解新加尔文主义的期待而展开的。非常感恩神的保守和带领，这个殊为不易的过程最终得以完成。由于杜伊维尔的理论极为复杂，对于中国教会来说又过于陌生，我希望借助一个实际的例子来提供一个简单解读。以这样的方式，我们至少可以开始知道，像杜伊维尔这样的新加尔文主义法哲学家在观察世界和教会时，他到底看见了什么，想说什么。

这例子源于一位因为信仰相关的事面临政府刑罚的Y弟兄（注：此文写作时案件尚在审理，目前Y弟兄被判刑七年）。出于同袍之谊和主里的爱心，一些人讨论了一下如何帮助解决Y弟兄在律师费和他父亲手术费上的缺乏。感谢主！这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但我注意到，在金钱支援这一点之外，大家其实不太知道怎么面对和理解这件事情。作为教会工人，在如何讲道、查经、带小组、传福音这类话题上我们有很多可说的，但这件事情我们不知道还能做什么，我认为，这是因为不知道怎么定位：这是教会的事还是世上的事？

 

 首先，这看起来应当是教会的事。这不但因为Y弟兄的案子是与信仰相关的，更重要的是，在整个案件审理的过程中，Y弟兄和他的家人最需要的就是教会的属灵遮盖和信仰扶持。但是目前，Y弟兄的父母没有所属的教会，除了有一位三自的姊妹热心跑前跑后之外，当地教会也没有关注和介入。金钱支援和祷告代求之外，这一家人最需要的是教会共同体。这样，他们在面对政府的压力和病痛的侵袭时才有依靠而不至于孤单。在这方面，个体基督徒的关爱不能代替有形、建制教会的在场。但真要说这是教会的事，可能会引发一种疑虑：难道要我们好像那些搞“维权”的教会一样行动，在法律上、舆论上和政府面对面地争辩吗？除了为他们祷告，除了奉献一些金钱之外，教会还能做什么呢？Y弟兄的事情与信仰直接或间接相关，但目前这个事情已经在司法程序中，更不必说，类似这种案子，在中国从来不是真正的法律事务，而是政治事务。声称教会应该在场，甚至认为应该做得更多，这难道要教会介入到司法甚至政治事务中去吗？

对于这类可能有的疑问，我个人的看法是，至少就这个（政治性的）司法个案而言，中国教会其实已经介入进去了。执法机关在案件侦查阶段，在全国范围内收集了1,400多份基督徒的证人笔录提交给公诉机关，证明Y弟兄的“违法行为”。换言之，在法庭上，将有来自全国的1,400多位基督徒以纸面证词的方式出庭，证实Y弟兄的罪名。就我所知的有限范围，似乎没有基督徒想到，当他们被警察找上门的时候，他们主要在面对的不是自己的事，而是Y弟兄的事。因此，当我们以各自的方式回应，以为自己成功地面对了警察，躲过了一个危险的时候，我们没有意识到，事情其实并没有过去。我们的“见证”仍在说话。事实上，Y弟兄律师费的增加，就是因为需要更多人手来一页纸一页纸地翻阅所有证人笔录，不停地跑检察院去调看警方的证人视频，以此作为辩护的关键环节。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我们很难说，这1,400多位基督徒的行动是纯粹个人性的，教会没有督导、牧养之责，我们很难说，仅就这个案件而言，中国教会真的可以置身事外。如果是那样的话，Y弟兄和他的家人就真的是没有教会的人了。

也许会有人不同意我的理解。不过本文的目的不是讨论Y弟兄的事情本身，而是借此实例来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无论“政教分离”还是“政教分立”的观念性口号都不足以指导基督教会去理解和处理诸如Y弟兄这个案例所带来的问题。我们有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问题，或者意识到了，却依然选择回避。但如果我们希望看见问题并找到答案，那么，我们就需要寻找帮助我们去观察和思考的神学与教牧模型（这与《研究》开篇的“典范”问题相关）。更何况，正如Y弟兄案件的事实所呈现的，建制教会主动、努力地远离政治或法律问题，反而会使教会信徒在生活中实际面对这类事情时缺乏信仰教导和属灵扶持。在这个意义上——当然也仅仅在这个意义上——也许我们不得不说，那1,400多位出庭作证的肢体和受审的Y弟兄一样，在面对警察和法庭的时候，仿佛是没有教会的人。

二、USC：领域主权论的诠释

杜伊维尔的改教哲学及其领域主权论虽然高度理论化，但很有启发性，可以帮助我们回答诸如Y弟兄的事“到底是教会的事还是世上的事”这样的问题。杜氏理论是典型的新加尔文主义，因此属于一国论而非两国论，但我的研究表明，仅仅“一国论”的标签不足以呈现其理论的内涵和价值。如果一定要贴一个标签的话，杜氏理论既不是一国论，也不是两国论，而是一种“以基督为中心的十五国论”；在对神所创造的世界（称为“受造时间性现实”）的理解上，杜氏鼓吹一种可以形象地称为Unite States of Christ（USC，主基督合众国）的哲学理论。

所谓“十五国”指杜氏区分了十五种人们看待受造现实的方式（杜氏相信还可以增加）。这十五种看现实的方式当然是人的眼光，但人能有这种眼光，是因为它们对应于神创造世界的法则。因此，人看世界的眼光本质上是看神的眼光。人可以这样看是因为：1）人被造有神的形象，可以实际认识神，理解神的启示并以自己的生命彰显神的荣耀；2）神实际向人发出了启示（这启示的高峰、聚焦和丰满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简言之，人能这样看世界，因为神把人造成可以这样看并且这样听。人在聆听神话语的基础上，可以正确地看世界，不但看出这世界满了神的主权和荣耀，且进而以自己的生命，让世界，让一切受造物看见神的主权和荣耀。先是听，再是看，最后是被看/活出来。（《研究》3.2）

因此，虽然神创造了一个融为一体的完整现实世界，但人在一切受造物中的特殊之处在于，他可以在自己的头脑里把现实“拆分”为不同的层面和维度去理解。杜氏以其两条进路的“理论思维超验批判”（《研究》3.3）证明，这种理论拆分必须以神为世界和人自己存在的“本源”才有可能——在堕落后则是只有在基督里才能恢复这种本来正常的人类思维。在杜伊维尔的哲学超验批判中，古希腊以来的西方哲学整体上的谬误就在于从受造界中寻找偶像代替神作为本源，具体来说，是把人的理性拆分出来的东西作为偶像，以此为本源来建构其理论。这就是为什么这世界上有这么多不同的“主义”，好像说的都有一些道理，但它们在根基上不能彼此认同，因为不过都是盲人摸象。不仅是各自只摸到了部分真相，更重要的是，人已经堕落，罪人被背叛之心推动着，一定要弄出一些偶像来作为他们理论思维的根基。这是因为，人思考问题的基本结构是神创造时赋予和定规的，这个无法改变，人只能用偶像代替神，却不能没有神，就算没有神，罪人弄也要弄出一堆神来敬拜。杜氏证明，人必须制造出彼此对立的“一对神”来（比如太阳神阿波罗和酒神狄奥尼修斯，比如形式与质料），才能有可能捣鼓出一个在理性上貌似无懈可击的哲学体系来。这一方面证明神创造的法则和掌管的主权，另一方面证明人果真败坏了。杜氏总结了西方哲学历史上三种不同背叛之心的类型，称为三种“宗教基础动机”（其中各有一对假神），它们都和“创造-堕落-救赎”的圣经基础动机冲突。（《研究》3.4，请特别看图34）

十五国指人看现实的十五种方式。杜氏哲学的出色之处就在于，他没有首先从受造物，而是从人看受造物的方式开始讨论。当然，这也是在回应和批判康德并康德以来的西方思想。在杜氏看来，西方在启蒙运动之后的败坏之路，最终走到一战、二战和纳粹德国的程度，直接来说是历史相对主义和法律实证主义这毒树所结的恶果，根子上则是从人本主义宗教基础动机中生发出来的（《研究》5.1）。信仰根基上背叛神，抛弃神的启示，就必在看待和思考世界的眼光上离弃神，最终在对待和回应世界的行动上显出败坏来。这既是旧约圣经对以色列民族的描述，也是杜伊维尔用“哲学超验批判”的方式对西方世俗思想的揭露。

先谈人看现实的十五种方式而不是现实本身，这也就是说，杜氏首先讨论关乎“如何”（How）的问题，也就思考存在方式，而不是“什么”（What）的问题，也就是思考存在实体（无论是自然实体还是社会实体）。比如，在讨论政教关系时，人们通常都是从“什么”角度出发，追问“教会”和“国家”这两种存在实体之间是什么关系：政教合一？政教分离？政教分立？但杜伊维尔没有首先追问教会和国家的关系，而是追问信仰和法律的关系。这就关乎杜氏所谓人看世界的十五种方式，也叫时间现实的十五个意义模态相度（modal aspects of meaning），简称十五个相度，其中就包括“道义的（法律的）”和“信仰的”这两个相度。以下楷体字段落引自《研究》4.1（需要注意，这十五个相度概念都是形容词而不是名词，因为表达的是存在方式，在造句时是要跟在系动词be后面的。比如：This is historical/这是历史的）

当我们观察某个受造物比如一朵花时，我们看见了什么？这取决于我们如何去看。首先，人在前理论纯真经验中整体性地经验到这一给定的神造现实。然后，当人以理论分析来面对它时，这给定的神造现实在他的头脑/理论思维中，依照不同相度被分析为不同的人造现实的意义侧面：人可以数一数这朵花有几个花瓣（离散量），观察它们如何朝向花蕊，围成一圈而向四方展开（空间性），也可以一边数，一边撕（运动、流变、节奏），一边嘟哝着“他爱我，他不爱我……”（社会）；人可以研究它的特定色彩与纹路（物理与分析），或者被其美所陶醉，给它一个特别的称呼，甚至欣然赋诗一首（语言与审美），与此同时，一位花店老板则关注这花最近的价格走势，看见一个生意机会（经济）；做家庭作业的小学生专注观察它从种子到开花的成长（生物），而他的历史老师则津津乐道于它是如何成为“国花”（历史）并代表了国民的什么可贵品质（伦理）；这意味着，当人们唱起颂赞此花之美的国歌时，他们心中涌起的不只是审美情怀，更是一种委身与敬拜的神圣感（信仰）。这些看现实的方式对应的是现实本身的存在方式，即认识论秩序对应并反映本体论秩序。人们对同一个事物可以有多样性认识，这无须按照后现代主义的解释，似乎在主观性之外一无所有（虽然有神形象之人的主观性参与对于“指涉与表达”至关重要）。人类认识上的多样性源自受造事物本身存在方式在融贯一致性中的多样性。在改教哲学中，这些不同的存在方式以模态（modalitie）或者说模态相度（modal aspects）来表述。

模态（modal）一词源自拉丁文modus（方式）。每一个相度都是受造现实一种特定而独特的modus quo（存在方式），它提供了一个框架，现实中的一切事物与过程都在其中运作/产生机能（function）。因而modalities（模态）、modal aspects（模态相度）或modal function（模态功能）等的意思是等价的。《新批判》开篇即论及的十五个相度，表达了事物存在和产生机能的十五种方式以及人观察宇宙现实的十五扇窗户。它们按其确定的关联次序可以列表如下：

表41 杜伊维尔十五个相度及其含义与有益性

相度	含义	有益性	杜氏描述
数学相度（Mathematical Aspects）
算数Numeric	一、几、多、多多少少	可靠的数量	离散量
空间Spatial	这、那、中间、周围、内外	同时性、连续性	连续延展
流变Kinematic	进展、连续流动	改变	数学运动 连续流动
前人类相度（Pre-Human Aspects）
物理Physical	力、能量与物质	不可逆、持久性和因果关系	能量
生物Biotic	作为有机体生活在环境中	维持自身和繁殖的不同实体	生命功能
感觉Sensitive	感觉、感触、反应	与世界彼此互动	感觉
人类个体相度（Aspects of Human Individual）
分析Analytical	概念化、阐明、分类与慎思	独立于世界思考；理论思维	区分
历史Historical	有意识-创造性地塑造事物	成就、创新	塑造力
社会性相度（Social Aspects）
语言Lingual	表达、记录与解释	意图的外化；指涉整个意义网（web of meaning）	象征意指
社会Social	我们（we, us）和他们；联系、同意与任命	友爱、团结、尊重、礼貌	交往
经济Economic	节约、管理有限资源	可持续生存/繁荣	节俭
审美Aesthetic	和谐、享受、演奏、美化	似乎没有必要的愉悦	和谐
社会结构相度（Aspects of Structures of Society ）
道义Juridical	得当、应有权利	责任、对所有人负责、政策、法律、执法	报应
伦理Ethical	态度：舍己、脆弱、牺牲	额外的善、全社会性的大度	爱
认信/信仰 Credal /Pistic	异象、委身、确据与信念	勇气、忠诚、希望、意义，              向神敞开；社会方向的转变	信仰

所有受造现实（自然或社会实体）都同时在这十五个相度中functioning（可以翻译为：运作/有功能/发挥功用）。因此，对于每一个受造现实，我们有十五种看待和理解它的、合乎神创造法则-秩序的方式。正如上面那朵花的例子，即使作为自然受造物，它也可以在历史、社会、伦理乃至信仰的相度领域中运作（当然是以其客体功能）。存在方式和存在实体，或者说相度与实体，彼此形成一种十字正交关系：每一个相度都贯穿在所有实体中，每一个实体也都在所有相度中有其功能。教会和国家这两个被杜氏称为“具有典型历史基础的分殊化制度共同体”（differentiated institutional communities）也不例外。这就是为什么，仅仅从“教会和政府”、“教会和世界”甚至“教会和文化”的角度讨论问题并不足够，时间现实结构的交织关联比我们武断的分割要复杂得多，也丰富多彩得多。

模态相度理论是杜氏改教哲学/领域主权论的内核，基于“如何”（存在方式）的讨论，杜伊维尔进入对“什么”（存在实体）的讨论（《研究》5.2）。这样的思路可以帮助我们不仅从一个事物的处境性样式来看待和思考它，而且可以从它自身的“内在结构原则”来看待它。基督教会在当代中国的处境，与在中世纪欧洲或当代美国的处境都不一样，实际呈现出来的政教关系样式也各不相同。那么，我们有可能从规范性的角度讨论教会和国家的关系吗？还是它只是随着时代和处境而变化？后一种看法被杜氏斥责为历史相对主义。他相信诸如教会和国家这样的社会实体，正如婚姻和家庭这样的社会实体，也正如一朵花、一匹马、一个原子、一个星系，都有其被造的内在结构原则。当然，与神的法则中的自然规律不同，这类社会实体服从神的法则中的社会性规范，需要被造的人以其创造性和主动性参与在其中，在顺服神的旨意情况下把它们丰满地实现出来。

这当然就牵涉到神的创造、人的犯罪堕落以及神在基督里的救恩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了。在这个方面，杜伊维尔坚持“创造-堕落-救赎”是完整的一个圣经基础动机，和罪人的背叛之心那种总是有“一对神”的、二元论式的宗教基础动机不同。这就是为什么杜氏批判所有哲学层面的二元论：律法和福音、教会和世界、以及以阿奎那为代表的天主教“自然与恩典”基础动机。在这个方面，杜氏当然遭遇很多批评。不过，很多人没有能在哲学超验批判的层面去回应他，也就是说，没有回应杜氏立场真正的理论基础，而直接回应上层建筑，这就只能算是观念口号式的批评。我相关但不完整的讨论见《研究》3.3、4.3和6.5。总体来说，杜氏思想有清楚的“以基督为中心”特征，不必然导致基督徒偏离福音信仰。当然，在理论上以基督为中心并不保证一个人鼓吹（或者反对）文化使命的时候，其心态、动机上就是“以基督为中心”的。这是另外一件事情了。

杜伊维尔以模态相度论为内核发展他对自然或社会实体的理论（从“如何”到“什么”）。这个理论的基本原则就是领域主权（sphere sovereignty）以及与之相伴的领域大同（sphere universality，或译“领域普遍性”）。前一个概念强调十五个相度各自的独特性，不可彼此化约为更基本的东西；后一个概念强调十五个相度的彼此紧密关联，不可拆分为彼此不相干的事情。对此，杜伊维尔用三棱镜折射白光为彩虹的物理现象来比喻（《研究》3.2.2，见下图3-2）。十五个相度（时间现实存在和运作的十五种方式）就好像彩虹中的色光，各自有其独特性，不能混同，又不能分割。首先，光谱是连续的，各色彩彼此融贯一体。不在它们的整体关系中，我们不能认识任何一种颜色。没有对绿色的认识，哪里谈得上对红色的认识呢？如何可以得出“红配绿，赛狗屁”的结论呢？其次，更重要的，它们都是那同一道白光的折射，从本源上来说，它们并不是很多不同的光。我们可以近似地认为，这道白光就是基督，从神这个本源发出，进入时间现实中，基督所启示的神的丰富，透过这第二亚当/第二个人表达在万有之中，基督徒则以其生命参与在其中。所以，一方面，任何一种色光都有其独特性，不可替代，同时，只有在认识整个光谱的前提下才能认识某一种色光，而要认识整个光谱，就需要认识那自本源而出的白光——基督。不认识基督和基督所启示的那位本源者，人对世界任何一个相度都不可能有真正正确的认识，这种正确的认识只能来自圣灵的重生和圣言的启示。所以《研究》的总结是，文化使命这个口号如果可以使用，它的正确含义应当是认识基督。不以基督为中心，不以认识基督为目标的文化使命，就会陷入对受造事物的偶像崇拜中。持定以基督为中心的原则，十字架神学、因信称义、成文圣经、建制教会等等的重要性就随之呈现。

这其实就是保罗说的：“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作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林前10:31），也是康来昌牧师在《基督教牛肉面》中表达的路德两国论的精义：做牛肉面的法则对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并没有不同，但做面的人有重大不同。基督徒在信心、感恩、盼望中，为着荣耀神和服事人而努力做好一碗牛肉面。《研究》的一个重要结论和宣告是，在这一点上，杜伊维尔的新加尔文主义思想和路德两国论异曲同工，都是奥古斯丁双城论的某种变体。新加尔文主义的相关概念是信与不信之间的“属灵对立”。在新加尔文主义四要点（《研究》2.1.2.1）中，前三个要点——恩典恢复自然、领域主权、文化使命——如果失去了第四点“属灵对立”的支撑，就会导致人偏离福音信仰。在这个意义上，文化使命概念的恰当含义应当是“人透过十字架在文化中认识、跟随和见证基督的使命”——不过，这也表明人确实有“建构某种文化的使命”。这一点我会在后面详加解释。

杜氏强调领域主权和领域大同，以此反对西方哲学要弄出“一对神”的宗教冲动（只有这样，罪人才可以貌似严谨、合乎理性地解释世界，而不需要接受圣经启示的独一真神）。十五个相度，人看世界的十五种方式，就是一切受造事物存在和运作的十五种方式，都因着人看待世界的恰当眼光而成为神荣耀的见证和旨意的器皿。这是受造时间现实的“存在方式”（如何）维度，它也定规了受造时间现实的“存在实体”（什么）维度。前者称为时间现实的“法则面”，后者称为时间现实的“事实面”。这个道理可以用计算机科学来近似地理解。借着屏幕、音响等媒介，一个电脑系统向人呈现出一个“多维度的被造世界”（想象一个电子游戏），有山有水，有人有物，但是我们打开源程序，里面其实都是程序员编写的几十万、上百万行计算机语言。我们既可以说这个“人造世界”是有实物和实体的，又可以说它是全然法则的。

受造时间现实的十五个相度各自独特又彼此融贯，这定规了受造时间现实中的各类自然或社会实体也是各自独特又彼此融贯的。虽然每一个相度都贯穿在所有实体中，每一个实体也都在所有相度中有其功能（function），但这不意味着它们都同等地在这十五个相度中运作。每一类实体，一朵花、或者一匹马、一间教会、一个国家，都有各自不同的基础功能和资质功能，然后，不同实体间又有不同的彼此联结关系（比如整体和部分关系或者杜氏强调的涵摄关系：兔子耳朵和兔子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但蜗牛壳和蜗牛之间不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而是涵摄关系）。这样不同的排列组合，形成丰富多彩的实体类型和人类社会，每个类型有其独具特色的“个体性结构”。（《研究》5.2）比如，国家和教会的基础功能相同，都是历史的（而不同于婚姻和家庭的基础功能是生物的），它们的实体类型都属于共同体（不是连接体），并且是分殊化的制度性共同体。这些都是国家和教会在各自内在结构原则上相似的部分。但是国家和教会的资质功能不同，前者是道义的（法律的），后者是信仰的。前者维持国家共同体内的公平正义，后者引领人生命的全部归向基督和基督的父。

在社会-政治理论层面，从以上杜氏思想可以得出的重要结论就是：这些具有不同个体性结构的社会实体领域各自具有不受其他实体领域侵犯的领域主权。国家和教会各自有不同的领域主权，这是由神的创造法则所决定的，就是它们各自内在结构原则。因此，虽然任何教会总不免是一个国家之内的教会，或者反过来，好像中世纪，一个国家成了罗马天主教会之内的一个国家，虽然如此，国家不能试图把教会变成国家的一部分，反之亦然，教会也不能试图把国家（或者社会）变成教会的一部分。虽然教会和国家在现实处境中紧密交织在一起，形成某种必须要考量的特定相互关系，但从内在结构原则来说，教会是教会，不是国家的一部分，它们是不同的领域，具有不同的领域主权。同理，虽然具体某个家庭总是在某个具体国家中的家庭，但从内在结构原则来说，家庭是家庭，不是国家的一部分，它们是不同的领域，具有不同的领域主权。仍然同理，虽然基督徒的婚姻总是具体某个教会中具体基督徒的婚姻，但从内在结构原则来说，婚姻是婚姻，不是教会的一部分，它们是不同的领域，具有不同的领域主权。

所以我们不能一方面说，政府无权干涉教会的信仰事务（比如什么教义能讲，什么不能讲），另一方面却认为教会可以管理信徒的婚姻事务（比如谁应该和谁结婚），或者有权也必须负责信徒儿女的学校教育。如果说前一种情况应该被视为政府越界的话，后一种就应当视为教会越界。这当然不是说，教会没有资格在婚姻问题上指导信徒，而是说，在一个具体婚姻关系中，那使婚姻成为婚姻的（夫妻身体性的关系、法律性的关系以及彼此相爱的关系等）不在教会的管理之下，婚姻有其自身的领域主权。但一对基督徒夫妻同时也应当是教会成员。作为基督徒，他们应当如何理解神设立婚姻的意义，从基督和教会的关系角度理解婚姻，在婚姻关系生活中活出荣神益人的生命，这就是属于教会领域主权的事务了。那使婚姻成为婚姻的东西并不是“信仰的”（否则我们就无法区分登记的教会法人和登记的婚姻关系了），更不是唯独“基督教信仰的”（否则非基督徒的婚姻就无法是婚姻了）。但是，婚姻作为一种社会实体，诚然在所有十五个相度领域汇总运作（十五国论），包括“信仰的”相度（甚至非基督徒的婚姻也是如此，只不过与圣经启示冲突违背）。一方面，教会有权柄和责任教导婚姻关系中的基督徒（婚姻实体有其信仰相度），另一方面，教会不能介入到基督徒的婚姻关系中去（婚姻实体不是教会实体）。教会与学校教育的关系也是如此。目前，国内一些改革宗教会兴办教会学校，所依据的理论之一就是新加尔文主义的文化使命观，但事实上，对文化使命的理解必须透过领域主权，而杜伊维尔的领域主权论告诉我们，建制教会有其独特的信仰资质相度，因此有其独特的主权领域。教会越过其特定领域行动是不合适的。用杜伊维尔的学生图若斯特的话就是：

“教会作为信仰共同体的内在命定功能是培养和建立共同的基督教信仰。在某些特殊或紧急情况下，教会要寻求或担当不属于其应有职责的外在目标，比如支持或谴责某个公共政策，照顾穷人，为了事工而组织神学培训等等，但如果把某个外在目标作为教会的主要或首要职责，会妨碍正确认识教会组织的真实性质，并混淆主要问题和次要问题、必要的和可取的以及限定任务和附带任务。”（Troost, A., What is Reformational Philosophy? 108-109）

事实上，荷兰新加尔文主义领袖亚伯拉罕·凯波尔当年创办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这“自由”二字，一方面是不受政府管辖，另一方面也是不受教会管辖的意思。政府不应试图让国家成为教会，教会也不应试图让教会成为国家或者社会。在神面前，确切地说是在死里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基督面前，国家有国家的位分，教会有教会的位分，应当各司其职，各从其类。

注意！这不是两国论，而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十五国论”或者说“基督合众国论”。对于新加尔文主义而言，整个受造界必要合一在复活的基督里，但不是合一在地上的国家或建制教会里。万有在基督里的同归于一乃是超时间性的（也就是末世性的）属灵事实，这超时间性的合一事实（基督的国）体现在时间性的事物上，并不限于地上的国家或建制教会，而是有至少十五种运作/呈现方式，即至少十五个主权领域。十五个相度-法则领域各有其领域主权，彼此不能化约，也不能分割。任何一个领域都不能试图高过、吞吃其它领域，不能侵犯其它领域的领域主权，仿佛自己是有资格囊括其它领域的那个“整体”；任何一个领域也不能以为自己单独一个领域就是那个“整体”，仿佛自己的领域主权是源于自己，而非源自于神并归于死里复活的基督。以为自己是囊括一切的整体，或者以为自己单独就是一个整体。这两种方式都是在拒绝和僭越神在基督里的超越主权，都是人背叛神的方式。只有神是受造现实的本源，也只有基督是这受造现实之意义的宗教丰满，那“整体”只能是我主基督和基督的国，神的无形教会。地上任何可见领域，甚至包括有形教会，都不是这个国唯一而完整的末世性彰显。建制教会在杜氏领域主权论中有特殊地位，因为信仰相度在十五个相度中有特殊位置，唯有信仰相度把时间现实引导向超时间的本源，造物主神。但与此同时，建制教会也只是时间现实的诸领域之一，并不是全部。

三、从杜氏理论看Y弟兄之事

以上对《研究》内容的介绍非常简要和片段性，并不系统，也有很多方面没有提及，不过大体上已经可以帮助我们反思如何看待和回应Y弟兄和全国1,400多位主内肢体所遭遇到的事情。但在此之前，还需要提及《研究》总结杜伊维尔理论的一个要点，仍然关乎文化使命。在《研究》7.1.2.2有如下一张图：

前面提到，《研究》认为，文化使命概念的恰当含义应当是“人透过圣经在文化中认识、跟随和见证基督的使命”——但同时这也表明人确实有“建构某种文化的使命”。上面这个图就是用来解释这个观点的。作为一种观念口号，文化使命在鼓吹和反对的人那里都有可能被扭曲和错误诠释。“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太6:21）错误的文化观和错误的福音观一样，都是“心”的层面出了问题，而不只是“观”的层面出了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目前一些新加尔文主义的认同和鼓吹者仅仅把关注点放在“基督教世界观”上，却忽略了至关重要的“心”的问题，后者才真正与基督并祂钉十字架息息相关。新加尔文主义和杜伊维尔哲学强调的属灵对立就是指向这个问题。《研究》也在最末尾处提出了警告，认为新加尔文主义运动在可能性和现实性上都存在着重大危机。

但如果仅仅从规范性角度分析、评判一个理论体系的话（或者在“心”的问题被核心地关注与处理的前提下），《研究》同意杜伊维尔的观点，基督徒确实有文化使命——前提是我们合宜地定义这个概念到底在说什么。

如果文化使命的意思仅仅是，人在信了福音之后，应该关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领域的事情，争取以基督徒群体的外部行动，影响、更新这些领域，使其中不虔不义的局面被明显改观，将人的心意夺回，使基督的主权在这个领域被彰显，神的名在这个领域被高举，甚至新天新地也因此慢慢临到，如果文化使命及其指向的意思仅仅是这样的，那么我们确实可以说，虽然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图景，激动人心，但我们在其中找不到这些事情和耶稣基督并祂钉十字架的福音有什么内在-规范性关联。这些事情如果仅仅是福音之后的，而不能基于大公-改教信仰而被确认为诚然是福音之内的，那么，建制教会将教导和关注的重心挪到这些事情上，很容易导致信徒逐渐偏离福音，偏离在信心中对基督从始至终的仰望和依靠。换言之，这样的文化使命不但和福音使命没有理论关联，反而有现实冲突。魏司坚（Geerhardus Vos）“末世论先于救恩论”原则告诉我们一件事，福音之后什么也没有，因为十字架事件是末世性事件，是历史的归宿和终局。我们可以在末世论-生存论的意义上说，耶稣的十字架终结了这世代，正如他的复活开启了将来的世代。文化使命如果只关乎福音之后，那么它就只属于这世代，唯有属于福音之内（“在基督里”），才是将来世代的。

《研究》的结论是，杜伊维尔版本的新加尔文主义从哲学人类学角度对文化使命的诠释，让我们看见它至少在理论上可以属于福音之内。原因是，神在基督里的末世性救赎是位格性（personal）的，而末世性收敛在位格性中。图7-9中，“神造世界”的意思就是神创造的时间现实，人活在其中。“人造世界”则指人以十五种不同但关联的方式看待世界，以理论思维分析世界后，在其位格性意识（consciousness）中形成的对世界的整体图景（世界观）以及对此图景的理论性诠释（哲学思考和特殊学科思考）。任何一个人都对世界有完整的看法，正如前述，人对世界的看法其实就是他对神的看法，所以任何人都有他的神学，如路德所言，“每一个人都是神学家”。我称这种世界观图景及其理论诠释为“人造世界”。这是在人心智和头脑中的世界。对于人在神面前的合法存在而言，关键就在于他头脑中的人造世界和神造世界是否一致。亚当夏娃的例子：对于神、人、世界的关系，对于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以及那棵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和自己的关系，亚当夏娃领受了从神而来的话语启示，同时，他们也听到了蛇对的另外一种解释。当亚当夏娃在意志上决定不按照神的启示，而采用蛇的诠释以及自己的主观观察和解读时，他们的人造世界就和神造世界之间产生了“足以致死量的”偏差。在堕落后，亚当后代的人造世界始终与神造世界冲突，因为人心背离了神，故意曲解神的启示，为要使自己的背叛在理性上显得正当而合法。故而，因着圣灵应用基督十字架救恩而重生得救的人，他们的心意既然已经被夺回归向神，他们对整个世界的看法，世界观图景和理论诠释，就需要在特殊启示的光照下完成更新和重建的工作，使他的人造世界和神造世界协调一致。这样，一个基督徒才可以在信心和仰望中，看清世界的本相，看破撒旦的诡计，也看见神造世界的荣美（纵然已经被人大大玷污毁坏）并这其中神对人心意的美好。更重要的是，看明白为世上君王元首的基督如何正在为着神的荣耀和选民的益处现今在全地掌权，使福音广传，使神国扩张，使父的意思在人类历史进程中被成就。如果文化使命概念首先指人的心思意念这个人造世界的更新，而非以外在行动夺回神造世界，那么我们可以说，文化使命是福音之内的事情。它涵盖的范围是时间现实全领域的，但它的聚焦点却是位格性的更新，后者不可能脱离对基督的认识和仰望。它不是福音本身。福音本身仅仅关乎那为犯罪的人和称罪人为义的神之中保的基督的十字架受难与复活，但它关乎福音恩典在人生命中的落实。因此，在这里所说的意义上，文化使命不是福音使命，但却关乎福音使命在人生命中的落实，用保罗的话说，关乎如何在每一天里为主吃吃喝喝。

现在我们可以来谈谈，教会该如何看待Y弟兄的事情了。仅仅从“教会与世界”、“教会与政府”的角度，我们将无法面对和处理这类事情丰富交织的层面与维度。即使主导北美福音派教会的“基督与文化”思想模型也仍然不足够。因为我们首先要关注时间现实的模态相度层面，也就是说，首先要弄清楚信仰与法律的关系，然后才有可能去认识教会与国家的关系。也许会有人认为，Y弟兄的事情是一个法律事务（甚或政治事务），因此和教会不直接相关，那么，这就是仅仅从存在实体角度看问题，而没有从存在方式（模态相度）角度看问题。从后一种角度看问题的话，诸如Y弟兄的事情（一个审理中的案件）乃在所有十五个相度中运作，因此，正确的提问并不是我们该如何实体性地归类这件事情（它属于教会领域还是世界领域？）而是如何区分这件事情的信仰层面和法律层面，区分它们，然后处理它们彼此的关联。打个比方就是，少年达芬奇要学习的是如何从不同角度认识同一枚鸡蛋；鸡蛋只有一枚，角度却有很多。（如下图）。

                                     

杜伊维尔改教哲学和领域主权论版本的新加尔文主义思想对于中国教会的意义在于，它让我们意识到，教会持守她对良人基督的贞洁与忠心，并不只是借着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地把自己圈在一个称为“教会”的生活-行动-文化圈子中就能达成的。圣经以负面意义所谈到的“世界”并不是一个肉眼可见的领域和地方，基督徒只要逃避那里就可以了（我们当然有一些事情和领域要远离）。若如此，我们的争战就不是凭信心而只凭眼见了。“世界”是一种属灵的力量，针对人心，聚焦于心，但神国与其争战体现在现实生活的每一个地方、层面和领域。基督教正统的基督论中强调基督完全的人性，因为“任何他没有成为的，他都没有救赎”。新加尔文主义以其“以基督为中心的领域主权和属灵对立观”强调了类似的事情：基督徒思维和生活中任何尚未被基督福音更新的，就仍然是属世界的。